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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然 | 尼采论爱情作为悲剧激情

叶然 古典学研究 2022-09-14

编者按:原文题目为《尼采论爱情作为悲剧激情——〈瞧,这个人〉与莎乐美》,载于《古典学研究》第三辑(刘小枫主编,林志猛执行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感谢叶然博士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推送。

1882年春,38岁的尼采在好友雷伊(Paul Rée)的引介下初见21岁的莎乐美(Lou von Salomé)。据雷伊记述,莎乐美是“一个活泼的、不可思议地聪明的人,具有少女甚至儿童式的性格”,尼采一定要“好好认识她”。在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尼采和雷伊同时深深爱上了莎乐美,尼采更是两次向莎乐美求婚。莎乐美没有答应,理由是自己刚刚分手,感觉不会再爱了。

尽管如此,三人保持了高贵的自制,仍然在一起维持“三位一体”读书会——这是尼采的提议。期间,尼采作曲,莎乐美填词,创作了《生命颂》。不过,也许正是通过这首歌曲,尼采对莎乐美的爱渐渐突破了高贵的自制:“三位一体”的危险平衡被打破,尼采进而在莎乐美面前贬低雷伊,外加尼采的母亲和妹妹与莎乐美交恶,这一切令莎乐美选择与雷伊一道离开尼采[1]

莎乐美、雷伊和尼采

同年(1882年)圣诞节,尼采在给友奥弗尔贝克(Franz Overbeck)的信中称,“这是我经历过的最让人难以吞咽的生命苦果”[2]然而,尼采众所周知的名言是,对于“一个发育良好的人”,“凡是不能置他于死地的,都能使他变得更强壮”[3]。翌年(1883年)1月,尼采开始写作已经酝酿了18个月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4],至1885年2月,完成全书四卷,至此登上自己生命的summa summarum[顶峰上的顶峰][5]。尼采的读书会式爱情如此简单,乃至有些乏味,却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18个月“怀胎”重合。1888年,尼采在自传《瞧,这个人》中评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暗示了这种重合:他特意提到莎乐美为《生命颂》填词[6],这也是尼采所有作品中唯一提及莎乐美名字的地方。时隔六年,尼采提及莎乐美时仍旧充满爱意,尽管多了几分平和。总之,从爱情的视角来阅读《瞧,这个人》,阅读尼采的生命(颂歌—苦果—顶峰),或许有助于更鲜活地理解《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基本观念”,即尼采“真正深邃的思想”[7]。

01

尼采的世界历史使命


尼采珍视爱情,却不是为爱情而生,而是为世界历史而生。在这后一点上,尼采与同时代的大哲如马克思并无不同。在《瞧,这个人》中,尼采要肩负世界历史的使命,溢于言表[8]。

《瞧,这个人》的主体是评述尼采各个时期的作品,最后评述的是《瓦格纳的堕落》[9],这绝非仅仅因为《瓦格纳的堕落》是《瞧,这个人》之前成书最晚的尼采作品,更重要的是,瓦格纳的堕落代表着德意志人的堕落[10],而尼采所有作品都关切这个现实[11]。在评述《瓦格纳的堕落》时,尼采揭示出,德意志人的堕落意味着世界历史的堕落[12]。

尼采《瞧,这个人》

请看尼采版本的世界历史:在堕落之前,世界历史的顶峰是希腊悲剧时代(公元前6—5世纪)[13],其后继是罗马帝国时代(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后,德意志人堕落为历史的“道德世界秩序”,由此展开的全部世界历史,即整个基督教时代(尼采把现代视为基督教中世纪的推进),皆是“对生命的犯罪”,“除了五六个历史时刻——我是第七个”[14]。这样的历史时刻无疑包括文艺复兴,可是,文艺复兴之后四个世纪(15—19世纪)里,德意志人继续制造了“所有重大的文化罪恶”:宗教改革家路德重建了基督教,启蒙哲学家莱布尼茨和康德成为了“欧洲理智正直感的两个最大障碍”。不过,就在莱布尼茨和康德之后,又一个那样的历史时刻降临了:

在横跨两个颓废世纪[18、19世纪]的桥梁上出现了一种天才和意志的force majeure[伟大力量],这种力量为了建立全球政府(der Erdregierung),足以把欧洲搞成一个统一体,一个政治和经济的(und wirtschaftliche)统一体,而这时,德意志人却用他们的“自由战争”使欧洲丧失了意义,失掉了拿破仑生存(der Existenz)中的意义奇迹,——所以,德意志人……要对欧洲的小国割据(der Kleinstaaterei)、渺小的政治之永恒化负责[15]。

显然,这里所说的横跨两个颓废世纪的历史时刻,就是拿破仑帝国(1804—1814年),但德意志人旋即以“自由战争”摧毁了拿破仑未竞的事业,其结果是德意志帝国于1871年建立。正是在这一年,尼采开始了他的精神生命——出版了他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走向成熟的尼采目睹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并判定其为“渺小的政治”[16]。

威廉一世加冕

为了进一步刻画“渺小的政治”,尼采继续这样描述德意志人:

我据以“观察”[17] 一个人的首要一点,是看他身上是否有距离感,是看他是否处处都看到人与人之间的档次、等级和秩序,是看他是否出类拔萃(distinguirt):这样他才是gentilhomme[贤人];在其他情形下,他都无可救药地属于慷慨的——啊,多么善意的——群氓(der canaille)概念。德意志人都是群氓——啊,他们多么善意!……与德意志人打交道会自降身份:德意志人把一切拉平……[18]

可见,“渺小的政治”除了缺乏全欧乃至全球的眼光,还缺乏“距离感”和“出类拔萃”,即高贵品质,而是崇尚“把一切拉平”。

在评述完了《瓦格纳的堕落》之后,也就是评述完了全部尼采作品之后,尼采进入全书收尾的部分。此刻他正式提出著名的“伟大的政治”的概念:

政治这个概念完全在一场精神战争中消散了,往昔社会的所有权力产物都已经被炸得粉碎——它们统统都是基于谎言:将会出现战争,世上从未有过的战争。唯独从我开始世上才会有伟大的政治[19]。

这就是说,除了那五六个历史时刻,堕落后的世界历史作为“渺小的政治”无非一场“渺小的战争”(它摧毁了政治本身),只有尼采自己作为第七个历史时刻,才能通过一场“伟大的战争”[20] 登上世界历史的summa summarum[顶峰上的顶峰]——“伟大的政治”。

综合上面三段引文,我们明白了“伟大的政治”有两个要点:首先,全球政府;其次,高贵者统治。相应地,“渺小的政治”也有两个要点:首先,小国割据;其次,把一切拉平。因此,可以说,尼采的世界历史使命就是“伟大的政治”。

尽管尼采没有亲手完成这个使命,但他从第一本书开始就在为这个使命做准备。他在评述《悲剧的诞生》时说:“让我们放眼看看一个世纪以后,让我们来假定,我对两千年来反自然和败坏人类之现象的攻击将大功告成。那个全新的生命党,负责那最伟大的使命,即培育更高的人类,包括无情地消灭一切蜕化者和寄生虫。”[21]

事实上,不用等到一个世纪之后,仅仅半个世纪不到,自居为“全新的生命党”的德意志纳粹党就进入了世界历史,而且确实引发了“世上从未有过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令我们想起,尼采在后文反讽地自称为“迄今出现过的最可怕的人”[22],此处“反讽”在于,只有在“渺小的政治”面前,他才是“迄今出现过的最可怕的人”。可是现在,人们认为这种“反讽”走向了其反面:在“伟大的政治”面前,尼采也成了“迄今出现过的最可怕的人”,或者说,恰恰在“伟大的政治”面前,尼采才是“迄今出现过的最可怕的人”。为了世界历史的未来,我们不得不严肃追问,尼采到底有没有资格在正面意义上使用这种“反讽”?按照尼采的预言,要实现“伟大的政治”,关键在于培育未来统治全球的高贵者。尼采在后文说过,这些高贵者是现代政治人的对立类型[23]。人们自然而然会猜想:现代政治人的对立类型是不是古代政治人?

然而,尼采没有称这些高贵者为古代政治人。因为他知道,古代政治人虽然是高贵者,却并非全球统治者。罗马帝国没有征服日耳曼人(德意志人),恐怕绝非仅仅因为时间不够;罗马帝国没有征服秦汉帝国,恐怕绝非仅仅因为空间阻隔。由此,尼采的高贵者概念与古代的高贵者概念之间,必然存在着决定性的却鲜为人知的差异——全球统治与否只是这个差异的表征而已。

让我们整理一下思路:“渺小的政治”等于德意志人的堕落,“伟大的政治”等于尼采本人(第七个历史时刻)的高贵。德意志人的堕落等于世界历史的堕落(整个基督教时代,包括现代)。与此同时,尼采本人的高贵不完全等于古代政治人的高贵,因为尼采本人的高贵要求建立全球政府,这一点为古代政治人的高贵所拒斥,而尼采认为这恰恰是他本人的高贵超越古代政治人的高贵的地方。因此,尼采本人的高贵是一种未来政治人的高贵。那么,人们会怀疑,尼采之所以认为应该超越古代政治人的高贵,是否因为古代政治人的高贵有堕落之虞?尼采的答案是,古代政治人的高贵不仅有堕落之虞,而且正是这种堕落导致了德意志人的堕落。尼采把古代政治人的高贵之堕落,称为“苏格拉底的堕落”[24]。当然,苏格拉底仍然并非直接等于德意志人:苏格拉底是“永恒的偶像”,而德意志人是“最年轻因而最衰老最虚弱的偶像”[25]。“永恒的偶像”就是只在永恒的谎言(某种超历史领域,如柏拉图式“理想”之国)中搞“渺小的政治”,而“最年轻因而最衰老最虚弱的偶像”就是把“渺小的政治”引入世界历史。尼采本人的高贵就是“偶像的黄昏”[26]——推翻古今一切偶像,把世界历史引向“伟大的政治”。

02

莎乐美对尼采意味着什么

《瞧,这个人》在开始评述尼采作品之前,刚刚集中讨论了女人问题,而提出“伟大的政治”正是在刚刚评述完尼采作品之后。因此,女人问题和“伟大的政治”框住了对尼采作品的评述。我们可以思考,有没有可能从女人问题来理解“伟大的政治”?

尼采这样讨论女人问题:

也许我就是永恒女人的第一位灵魂学家(Psycholog)[27]。她们全都爱我——这是一个老故事了:除了那些不幸的女人,那些不能生育的“被解放者”。——所幸我不愿意被撕碎:完美的女人一旦恋爱,就会把你撕碎……我知道这些可爱的[狄奥尼索斯]女祭司(Mänaden)[28]……啊!那是何等危险的、潜行的、隐秘的小小掠食类动物(Raubthier)!而与她们在一起,又是多么惬意啊!……一个力争复仇的小女人或许会把命运本身撞倒。——女人要比男人邪恶(böser)无数倍,也比男人聪明无数倍;女人身上的优异(Güte)已然是一种蜕化形式了……尽管有种种所谓的“美丽灵魂”,但根本上还是存在着一种自然的(physiologischen)[29] 弊端,——我没有说全部,要不然我会变成医学犬儒主义者了。





围绕平等权的斗争甚至就是一种疾病的征兆:每个医生都知道这一点。——的确,女人越是有女人味,就越是竭尽全力抵制一般权利:自然状态,两性间的永恒战争,确实绝对给予女人以头等地位。——人们听到我给爱情下的定义了吗?这是值得一位哲学家来下的唯一定义。爱情——其手段是战争,其基础是两性间的殊死仇恨。——人们听见我关于如何治愈——“拯救”——女人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吗?让她生个小孩。女人必须有小孩,而男人始终只是手段: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女人的解放”——此乃失败女人、也即不孕女人对健康女人的本能仇恨,——对“男人”的斗争始终只不过是手段、借口、策略。


她们想通过抬高自己,成为“自在女人”(Weib an sich),成为“高等女人”,成为女人中的“理想主义者”[30],由此来降低女人的一般等级水平;为此,没有比人文中学教育(Gymnasial-Bildung)、裤衩、政治上的投票畜群权利(Stimmvieh-Rechte)更可靠的手段了。根本上,被解放者是“永恒女人”世界里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败类,她们最下作的本能就是复仇……极端邪恶的“理想主义”的整个种类——此外,这种“理想主义”也出现在男人身上,例如易卜生这个典型的老处女那里——怀有毒害性爱之自然本性的好良知,以之为目标……[31]

人们常常把这段话看作尼采仇视女人的重要罪证。事实上,这种看法源于对尼采反讽修辞的无知。诚然,尼采明确地说,女人比男人邪恶无数倍,但尼采在后文同样明确地说,查拉图斯特拉(尼采的代言人)“这个类型的人,一个相对而言具有超人性质的类型,恰恰是在与善人相比时才具有超人性质,而善人和义人会把他的超人称为恶魔(Teufel)”[32]。

古希腊陶器上《帕里斯的审判》场景

尼采在《论道德谱系学》中说得更清楚:同样是德语gut[好]这个词,其与“低劣”相对时指“优异”,其与“邪恶”相对时指“善良”;在强者(高贵者)的视角(Perspektive)下,只有“优异”和“低劣”,在弱者的视角下,只有“善良”和“邪恶”;事实上,“优异”等于“邪恶”,“低劣”等于“善良”[33]。因此,尼采在此说女人“邪恶”,正是在说女人优异。

当然,尼采补充了一句:女人的优异已然是一种蜕化形式。这是因为女人把自己的优异用于复仇,而真正的优异者好战(kriegerisch)却不复仇:好战出于主动,复仇出于被动。尼采在前文说自己好战时说过,“女人有强烈的复仇欲:这是由女人的虚弱决定的,正如女人对于外来困苦十分敏感”[34]。当然,尼采并未一直笼统地谈论女人,而是区分了两类女人:完美女人和“被解放者”。完美女人的虚弱仅仅是相对于完美男人而言才虚弱——这种虚弱是一种“自然的弊端”。可是,相对于没有女人味的“被解放者”(她们围绕平等权展开斗争,也就是把一切拉平),或者说,相对于全无优异而只热衷复仇的女人,完美女人一点儿都不虚弱,反而十分强壮。因此,真正虚弱的只有“被解放者”——这种虚弱同样是一种“自然的弊端”。可见,尼采关于女人的讨论,得出了一种自然秩序:完美男人和完美女人都十分“邪恶”,从而都是强者(高贵者),只不过完美女人相对而言稍弱;女人中的“被解放者”以及被她们同化的男性“被解放者”是真正的弱者。这样一样,就容易理解尼采的爱情定义了:两性间的永恒战争绝非意味着爱情上的悲观主义[35],而是意味着高贵男人和高贵女人之间的永恒游戏[36]。高贵男人依恋高贵女人在这种永恒游戏中散发出的女人味,故而感叹“与她们在一起,又是多么惬意啊”。高贵男人渴望与高贵女人结婚生子,释放高贵女人的生命力,从而治愈高贵女人的复仇欲。结婚生子就是对这种自然秩序的维系。

酒神的女祭司戴着常春藤和葡萄的王冠罗马复制品(BC1-2),藏于卢浮宫博物馆现在人们可以轻易猜到:在这个自然秩序中,男男女女的“被解放者”代表着世界历史上“最年轻因而最衰老最虚弱的偶像”,即德意志人;高贵女人(永恒女人)代表着世界历史上“永恒的偶像”,即苏格拉底;高贵男人则代表着尼采自己。原来,尼采式爱情就是尼采式男人与苏格拉底式女人之间的永恒战争(永恒游戏)。苏格拉底身上有女人味?不论如何,莎乐美身上肯定有女人味。尼采礼赞“当年与我相好的一位俄罗斯少女露·冯·莎乐美小姐”具有“惊人的灵感”,以至于能够理解尼采的音乐[37]。尼采还在上面那一长段引文前面不远处说,“一个迷人的俄罗斯女子一刻都不会弄错我的归属”[38]。这一明一暗的描述难道不是在说,莎乐美是高贵男人尼采的知己?

因此,莎乐美对尼采意味着高贵女人,而高贵女人的原型竟然是苏格拉底。此刻,极其令人困惑的是,虽然尼采曾经渴望与莎乐美结婚生子,而且现在也未必完全不渴望如此,但他何以仍然在此表示,“所幸我不愿意被撕碎:完美的女人一旦恋爱,就会把你撕碎”?他把男女之间的永恒战争描绘得如此充满情趣,何以自己最终不愿意加入?因为现实中的莎乐美不如苏格拉底高贵?或因为现实中的莎乐美足够高贵,只不过与尼采性格不合?这些理由均不值得在此深究。因为这里的爱情定义是“值得一位哲学家来下的唯一定义”,故哲学家尼采的抉择必然出于一种哲学理由。不管出于什么现实理由与莎乐美分手,尼采都可以继续寻找其他高贵女人,而何至于断然拒绝被任何高贵女人撕碎?

03

永恒战争作为永恒复返

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所提示,尼采的爱情或尼采式爱情作为永恒战争,关系到尼采“真正深邃的思想”——永恒复返。他甚至还故意感情用事地说,他的母亲和妹妹,这两个“群氓”,作为他爱情的毁灭者,“最深入地反对”永恒复返[39]。奇怪的是,尽管永恒复返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基本观念”,但尼采却在评述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时便对其加以阐述,在评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反倒仅仅浮光掠影地论及永恒复返[39]——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时没有在实质上讨论永恒复返。

显然,尼采这个级别的作家并非出于心急才这样谋篇,这样谋篇是因为永恒复返的思想正是尼采所谓的“悲剧激情”,而这恰恰是《悲剧的诞生》的主题[40]。我们似乎预感到,尼采的爱情,或尼采式的爱情,必然蒙上一层悲剧式宿命阴影,而尼采竟然陶醉其中。这种心态的一种蜕化形式就是当今我们很熟悉的悲观主义爱情心态:纵容情伤逆流成河,此即所谓“纵情”。毫无疑问,后者是一种现代的、太现代的心态,即尼采所鄙视的心态——因为如前所述,尼采崇尚悲剧而非悲观——那么,这种心态何以会出人意料地从尼采的悲剧激情那里蜕化而来?

在评述《悲剧的诞生》时,尼采这样讨论永恒复返:

我首先看到了真正的对立:——[一方是]以隐秘的复仇欲来反对生命的蜕化本能(——基督教、叔本华哲学、某种意义上甚至柏拉图哲学、全部理想主义,都是其典型形式),[另一方是]一个出于丰盈、充裕的最高肯定公式[即永恒复返][42],一种毫无保留的肯定,对痛苦本身的肯定,对罪欠(Schuld)本身的肯定,对此在(des Daseins)本身当中一切可疑之物和疏异之物的肯定。……存在者(was ist)中没有什么要扣除,没有什么多余。……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有勇气(Muth),而作为勇气的条件,就需要有一种充溢的力(Kraft)。……认识,即对现实的肯定,对于强者来说有其必然,恰如在虚弱感的影响下,弱者同样必然会怯懦而逃避现实——此即所谓“理想”……[43]

尼采《悲剧的诞生》,1923年版

我们前面说过尼采呈现了一种自然秩序:最弱者是男男女女的“被解放者”,代表着世界历史上“最年轻因而最衰老最虚弱的偶像”,即德意志人;较强者是高贵女人(永恒女人),代表着世界历史上“永恒的偶像”,即苏格拉底;最强者是高贵男人,代表着尼采自己。这个三阶级的秩序在这里被一种真正的强弱对立所取代:强者一方显然等于三阶级秩序中的最强者,弱者一方则包括一切复仇者,不仅包括基督教、叔本华哲学,而且包括柏拉图哲学、全部理想主义。

如果我们还记得尼采版本的世界历史,就会知道基督教和叔本华哲学(现代哲学在尼采时代的最新形式)正是“最年轻因而最衰老最虚弱的偶像”,而柏拉图哲学(等于说苏格拉底哲学)和全部理想主义正是“永恒的偶像”。因此,在这个真正的强弱对立之中,弱者不仅包括原来三阶级秩序中的“被解放者”(最弱者),而且包括那个秩序中的高贵女人(较强者)。把高贵女人(较强者)也归入弱者,这个举动的要害在于全面突显了,高贵男人(最强者)与高贵女人(较强者)之间永恒的战争,终究是强者和弱者之间永恒的战争。

那么,强者到底强在哪里?强在有勇气永恒地投身永恒的战争。永恒的战争中有“痛苦”,有“罪欠”,有“此在本身当中的一切可疑之物和疏异之物”,但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所以,有勇气永恒地投身其中,就是有勇气永恒地因痛苦(乃至毁灭)而快乐,就是对生命的最高肯定公式,也就是永恒复返。弱者就弱在逃避现实,逃避永恒的战争,转而投身于“理想”,哪怕这“理想”是“永恒的偶像”,而非“最年轻因而最衰老最虚弱的偶像”。这便是为什么尼采稍后把永恒复返称为“悲剧智慧”,并在评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把对莎乐美的爱情(或与莎乐美的永恒战争)称为“悲剧激情”[44]。

德尔菲神庙遗址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为什么尼采本人不愿意投身与莎乐美的永恒战争?如前所述,尼采思考莎乐美时,心中的原型是苏格拉底。可是,不管是莎乐美还是苏格拉底,似乎都比尼采更愿意投身永恒的战争:挣脱尼采的缰绳之后,莎乐美终生与她同时代的高贵男人们进行永恒的战争;按照色诺芬的记述,苏格拉底同样终生与脾气火暴的老婆进行永恒的战争[45]。看起来,强者不是尼采而是莎乐美和苏格拉底。

反倒是尼采自己在《瞧,这个人》开篇就承认,尽管他基本上是强者(即他所谓“健康者”),但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弱者(即他所谓“颓废者”)[46]。他还列举了他是弱者的表征,比如固守狭隘的朋友圈[47]。众所周知,缺乏社交几乎是爱情成功率低的首要原因。这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事,因为尼采认为自己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就在于他认识到,“教人蔑视这些‘微不足道的’事,就是蔑视生命本身的基本事件”[48]。

当然,以上这幅图景是在永恒复返的视角下描绘出来的,其中未必没有扭曲的可能性。既然尼采说自己哲学思考的法宝就是,在强者视角和弱者视角之间自由切换[49],那么,我们在此值得尝试采用他所谓弱者的视角,即苏格拉底的视角,但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应该有所变化,那就是不采用尼采的苏格拉底的视角,而采用柏拉图(或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的视角,即真正的苏格拉底的视角。

苏格拉底与妻子桑提佩

在真正的苏格拉底看来,高贵男人当然应该有勇气永恒地面对现实,比如面对高贵女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对地肯定痛苦,而只意味着有限地肯定痛苦,至于肯定不了的痛苦,就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如尼采所说,否定等于逃避),存而不论,一笑了之。

因为世界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哲学家不可能绝对地统治痛苦,哪怕未来的哲学家——比如一个彻底强壮的尼采——也不行。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表明,哲学家得以有限地统治痛苦(比如痛苦的政局),也不过是出于机运[50],而且这种巧合很可能在世界历史上从没发生过,如果除开中国上古五帝。在现实中,苏格拉底以身作则:对于脾气火暴的老婆,他永恒地尽人事(肯定)而听天命(存而不论)地与她交谈。这种交谈术就叫做辩证术,也就是尼采所谓弱者用来逃避现实的诡计[51]。如果说这是一种悲剧激情,那也是恍悟之后的俄狄浦斯式悲剧激情,而非恍悟之前的俄狄浦斯式悲剧激情——正是这后一种悲剧激情开启了尼采式悲剧激情[52]。

这样一来,在苏格拉底的视角下,永恒战争作为永恒复返应该为永恒辩证所取代。相应地,那个真正的强弱对立也应该修改为:高贵的男男女女是强者,一切复仇的男男女女是弱者。因为高贵女人就算心中残存着复仇欲,也有机会在永恒辩证中将其化解,从而变得像高贵男人一样强壮,何况完全有可能存在天性中本就不具有复仇欲的高贵女人。因此,苏格拉底承认有女性强者(尽管未必是他老婆),乃至有女哲人王[53],而尼采只承认有女性较强者(他认为是他女朋友)。

《俄狄浦斯王》演出剧照,2017年

由此观之,尼采本人不愿意投身与莎乐美的永恒战争,并非如他所说,因为他是弱者,而是因为他的本能要求他做苏格拉底式强者,尽管他的哲学要求他投身永恒的战争。他把自己的哲学视为本能的哲学[54],可他也许忽略了自己的本能。我们记得,按前面的论证,他的哲学式爱情是尼采式男人(强者)与苏格拉底式女人(弱者)之间的永恒战争,而按现在的论证,他的本能式爱情是苏格拉底式男人(强者)与尼采式女人[55](强者?弱者?存而不论)之间的永恒辩证。至于莎乐美,如果她真的愿意投身永恒的战争[56],那么,恰恰说明她并非强者。但由于尼采对少女时代的莎乐美充满眷恋,我们祝愿他们来生能做一对强者夫妇。










注释

[1]关于尼采的这段经历,参施特格迈尔,《尼采引论》,田立年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页34-35;哈列维,《尼采传》,谈蓓芳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页191-202。[2]转引自坦纳,《牛津通识读本:尼采》,于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第七章开头。[3]尼采,《瞧,这个人》(下面简称为《瞧》),“我为什么如此智慧”,2(267)。此处阿拉伯数字为节号和通行KSA页码,后者放在圆括号里,下同。本文凡引用《瞧,这个人》中译文,均采自尼采,《尼采著作全集第六卷》,孙周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此中译本边码即KSA页码)。笔者有时会依据KSA德文版对中译文做出少量改动,也有时用方括号增补有关语词。[4]《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336)。[5]这个拉丁文表述见《瞧》,“我为什么如此智慧”,2(266)。关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成书过程,参施特格迈尔,《尼采引论》,前揭,页35—39。[6]《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336)。其实,在《瞧,这个人》成书的前一年(1887年),莎乐美就嫁给了仅仅小尼采两岁的古典语文学家安德烈亚斯(Friedrich Carl Andreas),从那时起,她的名字就已经不再是《瞧,这个人》中提到的闺名露·冯·莎乐美(Lou von Salomé),而是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尼采精神崩溃后,已婚的莎乐美还与后尼采式思想家如里尔克和弗洛伊德传出过罗曼史。莎乐美后来成为了弗洛伊德的杰出弟子,也是著名的心理分析学家。参施特格迈尔,《尼采引论》,前揭,页35。[7]“基本观念”之说,见《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335)。“真正深邃的思想”之说,见《瞧》,“我为什么如此智慧”,3(268)。[8]“世界历史”一词在《瞧,这个人》中出现了8次:“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一章出现1次,在2(302);“悲剧的诞生”一章出现3次,均在4(314);“不合时宜的观察”一章出现1次,在3(319);“人性的、太人性的”一章出现2次,在6(327)和6(328);“瓦格纳的堕落”(关于此译名见本文稍后的注释)一章出现1次,在4(363)。[9]Der Fall Wagner这个书名一般译为“瓦格纳事件”,但“事件”一词亦指“堕落”,颇合尼采文意,故徐梵澄译作“瓦格勒之衰落”,见徐梵澄,《徐梵澄文集第六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428。[10]《瞧》,“我为什么如此聪明”,5(289),“人性的、太人性的”,2(323)。正如瓦格纳不是一开始就堕落,德意志人也不是一开始就堕落。关于绝了种的未堕落的德意志人,见《瞧》,“我为什么如此聪明”,7(291)。[11]《瞧,这个人》全书批评德意志人的地方不胜枚举,尤其见于“我为什么如此聪明”、“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瓦格纳的堕落”三章。[12]《瞧》,“瓦格纳的堕落”,2(358—360)。本文下一段所述的尼采版本的世界历史,主要依托此处文本,不再逐句下注(除了其中的独立引文)。但若在叙述的中途征引他处文本,则另外下注。[13]因为尼采期盼一个经他改造后的希腊悲剧时代在未来世界历史上再生。见《瞧》,“悲剧的诞生”,4(313)。[14]《瞧》,“我为什么是命运”,7(371)。[15]《瞧》,“瓦格纳的堕落”,2(360)。[16]对德意志帝国的直接批评,见《瞧》,“不合时宜的观察”,1(317)。[17]即尼采第二本书《不合时宜的观察》(习译为《不合时宜的沉思》)书名中的“观察”。[18]《瞧》,“瓦格纳的堕落”,4(362)。[19]《瞧》,“我为什么是命运”,1(366)。[20]“伟大的战争”这个提法见《瞧》,“善恶的彼岸”,1(350)。[21]《瞧》,“悲剧的诞生”,4(313)。[22]《瞧》,“我为什么是命运”,2(366)。[23]《瞧》,“善恶的彼岸”,2(350)。[24]der Fall des Sokrates,与“瓦格纳的堕落”结构相似,故一般亦译为“苏格拉底事件”。见《瞧》,“我为什么如此智慧”,1(265);亦参“悲剧的诞生”,1(310)。[25]《瞧》,“偶像的黄昏”,2(354)。[26]《瞧》,“偶像的黄昏”,1(354);亦参“序言”,2(258)。[27]在现代语境里一般译为“心理学家”,但其古代含义是“灵魂学家”。[28]在希腊神话中,狄奥尼索斯的女祭司因爱狄奥尼索斯而把他撕碎。[29]在现代语境里一般译为“生理学的”,但其古代含义是“自然学的”,在这里指“自然的”。参刘小枫,《尼采的晚期著作与欧洲文明危机》,收于《比较古典学发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页197。[30]“理想”等于“偶像”,也就是尼采要推翻的对象。见《瞧》,“序言”,2(258)[31]《瞧》,“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5(306—307)。[32]《瞧》,“我为什么是命运”,5(370);亦参8(374)。[33]尼采,《论道德谱系学》,第一章,11(274)。[34]《瞧》,“我为什么如此智慧”,7(274)。[35]尼采反对一切悲观主义,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赞成乐观主义。见《瞧》,“我为什么如此智慧”,2(267);“悲剧的诞生”,1(309),2(311);“我为什么是命运”,4(368)。[36]关于游戏的作用,参《瞧》,“我为什么如此聪明”,10(297)。[37]《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336)。[38]《瞧》,“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2(301)。两次提到俄罗斯当非偶然,因为他一方面说俄罗斯人是与德意志人这样的虚弱种族不同的强壮种族,另一方面批评“俄罗斯宿命论”是“毫无反抗的宿命论”。见《瞧》,“我为什么如此智慧”,6(272—273);“瓦格纳的堕落”,3(360)。[39]《瞧》,“我为什么如此智慧”,3(268)。[40]《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335),6(345)。[41]《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336);参“悲剧的诞生”,3(312—313),4(313)。[42]尼采在评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把永恒复返定义为最高肯定公式。见《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335)。[43]《瞧》,“悲剧的诞生”,3(311—312)。[44]《瞧》,“悲剧的诞生”,3(312);“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336)。[45]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2.2.7—9;色诺芬,《会饮》2.10。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老婆在苏格拉底临终前没有表现出火暴脾气,反而可以说通情达理,但这未必说明她一贯如此。见柏拉图,《斐多》60a—b、116b。[46]《瞧》,“我为什么如此智慧”,1(264—266),2(266—267)。[47]《瞧》,“我为什么如此智慧”,6(273);“我为什么如此聪明”,2(283)。[48]《瞧》,“我为什么如此聪明”,10(296)。[49]《瞧》,“我为什么如此智慧”,1(266)。[50]柏拉图,《理想国》473c—e。[51]《瞧》,“我为什么如此智慧”,1(265)。[52]尼采甚至认为哲人王俄狄浦斯的恍悟并无必要,因为俄狄浦斯用智慧“对自然进行犯罪”恰恰体现出最高肯定公式。见尼采,《悲剧的诞生》9(66)。但在索福克勒斯看来,恍悟表明俄狄浦斯拒斥最高肯定公式,所以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之后写了虔敬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53]柏拉图,《理想国》454d—456a。[54]尼采认为苏格拉底的堕落在于用“理性”反对本能,而尼采要为本能拨乱反正。见《瞧》,“悲剧的诞生”,1(310)。[55]施特劳斯恰恰说尼采女性化——尼采“缺乏男人味地鄙视政治”。见施特劳斯,《自由教育与责任》,收入《施特劳斯读本:西方民主与文明危机》,刘小枫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页347。我们记得,尼采批评苏格拉底,也是认为他“缺乏男人味地鄙视政治”。[56]她为尼采填的词的末两句,为《瞧,这个人》所引用:“你再也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幸福吗?那好!你还有痛苦呢……”。见《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336)。尼采认为这两句歌词深得永恒战争之精髓,与他本人心心相印。


作者简介

叶然,哲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副研究员。发表《俄狄浦斯是僭主吗?》《悲剧王座竞赛》《施米特“大地的法”思想的普遍历史意图》等论文,主译《古今自由主义》(施特劳斯著)等译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尼采与欧洲文学传统之关系研究”。



延伸阅读



● 刘小枫 | 尼采、布克哈特与人文教育的后现代困境
● 刘小枫:青年尼采论“残酷”的真理● 田立年 | 尼采论“好战争”
● 娄林 | 尼采论现代学者
● 刘振 | 《偶像的黄昏》与尼采的意图
● 曹聪 | 尼采的表面与核心● 林志猛│尼采的苏格拉底问题

: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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